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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南漢籍與漢字域外傳播研究


2022年10月13日

轉載自何华珍:越南汉籍与汉字域外传播研究

何华珍

郑州大学文学院/汉字文明研究中心

浙江财经大学东亚汉字资源研究中心

原载《汉字文化》2022年第9期

越南汉籍,即越南历史上以汉字为载体的古籍文献,主要包括三类。一是中国流播至越南的汉文典籍,二是中国汉文典籍的越南刊本或抄本,三是越南文人用汉字创作的各类文献。

众所周知,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,越南与我国山水相连,是受中国文化浸染最深的国家。公元前214年,秦始皇在岭南设南海、桂林、象郡。自此至北宋,越南中北部地区一直属于中国古代管辖的行政区域,中原文字、文献、文化、文明不断向南部地区传播和发展。公元968年,越南立国,兴科举,重文教,各种制度效仿中国,汉字始终作为国家的通用文字。至1945年,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,汉字被正式废止。可以说,汉字文献构成了越南的巨大文库,其内容涵盖了越南古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科技、民俗等诸多领域,承载了越南两千余年的文明发展史,也是中越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和亚洲文明的文化遗产。

越南汉喃文献,主要收藏在越南汉喃研究院和越南国家图书馆,部分文献散藏于法国、日本、中国等(刘玉珺,2007)。据汉喃研究院阮俊强院长介绍,至2017年汉喃研究院保存有33164本单册纸质文献,收藏有6000-7000种汉喃作品(含重版、异版),碑刻拓本资料67902张(阮俊强,2017)。考察可知,除喃字文献外,其中80%以上属于汉字文献。

越南周年雨量大、湿度高、战乱多,纸质文献难以保存,碑铭是当地普通百姓记载日常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,真实反映了越南乡村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历史面貌,是越南汉字文献资源的重要载体。越南碑铭是深受中国铭文影响,同时依据本国自然环境和生态需求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,其时间跨度广,自郡县时期、藩属时期至殖民时期,绵延不断,是研究越南文字变迁的第一手材料(何华珍、刘正印,2019)。

越南拥有丰富的纸本文献资源。早在越南独立不久,即有大兴库所藏三藏经、重兴库所藏大藏经,以及仙游书院、天长库所藏佛经等。此外,陈朝宝和殿、黎朝蓬莱书院、西山朝崇正书院,均有藏书。至19世纪阮朝,建有聚奎书院、史馆书院、内阁书院、古学院书院等,收藏大量汉喃古籍。但由于各种原因,越南保存的纸质文献主要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抄本和刻本,且抄本多于刻本(阮俊强,2017)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越南汉籍中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献,其中有的属于中越跨境民族文献,是中国少数民族汉籍在域外的延伸,具有特殊价值(范宏贵、刘志强等,2015)。又,越南汉籍中还保存有大量的民间写本,如《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》(刘春银等,2004)收录有2280种民间文献,包括神敕、神迹、俗例、地薄、古纸、社志等,是明清以来中越乡村文化研究的重要史料。

越南历史上的汉籍文献,不但数量巨大,形态多样,而且蕴含丰富的汉字资源,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利用,为东亚汉字史研究开拓新领域。

汉喃研究院于1979年在越南成立,隶属国家社会科学中心,主要负责保存、研究开发汉喃资料,收集和保管汉喃资料,培养汉喃研究人员等。由于放弃使用汉字,越南学界研究汉字的著作不多,主要集中在喃字研究和古籍整理翻译。正如阮俊强(2019)所言:“汉字研究在越南是很小的领域,尚待进一步开拓。越南现有的汉字研究建立了以下模式:汉字历史、造字法、书法史中的各种书体、20世纪简化汉字与汉字拼音化过程,汉字对喃字构造的影响等;不过,所有的研究成果还是处于‘介绍性’、‘入门’境地,尚未深入具体研究,新的发现很少见。”

中国学界对越南汉籍与汉字南传研究,不断引起重视。闻宥1933年在《燕京学报》发表了题为《论字喃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》的论文。王力1948年在《岭南学报》发表《汉越语研究》,文后附录了100个省笔字。张涌泉《汉语俗字研究》(1995/2010)“古今俗字大观”论及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汉字文化圈俗字。陆锡兴《汉字传播史》(2002/2018)有关章节探究越南使用汉字的历史及俗字等问题。刘玉珺《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》(2007)首次对越南汉喃古籍进行全面系统的文献学研究。韦树关《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系统研究》(2004)、咸蔓雪《汉语越南语关系语素历史层次分析》(2016)主要从音韵学视角对汉越语关系词进行了深入研究。罗文青《越南语双音节汉越词特点研究》(2011)和《当代越南语汉字词汇使用现状研究——与汉语比较》(2018)、罗启华《语言的亲情——越南语汉源成分探析》(2013)、祁广谋《越南语汉越词词典》(2017)是在中越汉字词汇源流研究方面进行整理研究。范宏贵、刘志强《越南语言文化探究》(2008/2014)、谭志词《中越语言文化关系》(2014)、祁广谋《越南语文化语言学》(2011)、林明华《越南语言文化漫谈》(2014)等,对中越语言文化进行综合研究。近年,本团队对越南汉籍及汉越俗字做了一些整理工作,学界也发表了不少有关越南汉籍与汉字传播的学术论文,包括硕博学位论文,代表性成果如梁茂华《越南文字发展史研究》(2014)、左荣全《汉字在越南文字史上的地位演变研究》(2015)等。但是,基于越南汉籍的汉字本体研究、汉字传播研究、汉字比较研究,尚显薄弱,亟需组织力量对越南汉籍用字进行全面整理和系统研究(何华珍、刘正印,2018)。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。面对东亚巨大的汉字文化遗产和越南稀缺的汉字研究资源,将传世文献、出土文献与域外文献相结合,发掘新材料,探索新方法,研究新问题,形成新学问,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学术使命。就越南汉籍与汉字南传研究而言,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,但还需要在以下诸领域展开深入研究。

(一)文献。越南文献包括碑铭、刻本、写本等,数量繁多,版本复杂,在整理、编目与研究等方面,尚存诸多空缺。除了编纂《越南汉字铭文文献目录》《越南汉字刻本写本文献目录》外,对《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》也需增补校订,同时将文字学融合文献学,从书写、印刷视角研究汉字传播与字体演变。

(二)字形。在占有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,立足碑铭、写本、刻本不同载体,甄选代表性汉字文献,搜集整理汉文异体字形,编纂《越南汉字异体字字典》之类工具书。同时从汉字规范与俗字传播视角,探究不同载体、不同书体字形变迁面貌,拓展域外俗字学和东亚字样学研究领域。

(三)汉字史。考察越南汉字史,断代研究很重要,但也很困难,因为纸质文献主要集中在阮朝。阮朝之前,如后黎朝初期、莫朝、后黎朝中兴期,只能依靠碑铭文献,而李朝、陈朝所存碑铭,数量有限。因此,越南汉字史研究,应聚焦于宋元以来汉字发展史比较研究,关注疑难字考释和俗字源流,同时结合汉字、喃字、国语字等,探究越南文字变迁史。

(四)辞书。越南“小学类”文献,有一批汉文辞书和汉喃双语辞书,如《字典节录》《大南国语》《指南玉音解义》《南方名物备考》《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》等。也有一批用于汉字教育的工具书,如《三千字解音》《五千字译国语》《字学训蒙》《字学求精歌》等。此类文献,具有鲜明的国别特色,需要加强专书和专题研究,并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汉字辞书进行异同比较。

(五)汉越词。现代越南语虽然不用汉字之形,却使用汉字之音和词汇之义,使用隐形汉字词。迄今为止,学界编纂了不少越南语汉越词词典或汉越/越汉词典之类,但尚未出版像《汉语大词典》《大汉和辞典》《汉韩大辞典》那样列举中越汉文用例的辞书。此项工程,20世纪初越南学界曾有动议,但因为时代变迁而未能实现。

(六)理论。近年,学界在古文字学、近代汉字学、汉字职用学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,汉字学理论推陈出新。在域外汉字研究方面,跨文化汉字研究(李运富、何余华,2018)逐渐引起重视,汉字构形理论、汉字传播理论产生较大影响,汉字文化圈汉字的通用性与国别性成为考察域外汉字的重要视角(张磊,2021)。此领域应该加强东亚视域的汉字比较研究,特别是东亚语言接触背景下的汉字形音义综合研究(金文京,2021)。

(七)数据库。数据库建设,是当代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,也是资料整理的必然要求。建设越南汉字资源数据库,包括越南汉字文献目录检索系统、越南汉字异体字数据库、越南汉字文献数据库、越南汉字文献检索数据库、越南汉字研究论著索引检索系统等,助推域外汉字资源整理研究工程。

以越南汉籍为基础,全面整理越南汉字资源,编纂越南汉字异体字典,深入研究汉字在越南的传承与变异,探究越南文字变迁轨迹。整理越南汉字辞书,结合汉越词历时变革,展示越南汉字资源的丰富性。在全面占有文献语料的基础上,探讨汉字传播与域外汉字理论,建设越南汉字资源数据库,不断推进东亚汉字整体研究进程。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字学研究的学术使命,它有助于东亚汉字文献学的整体研究,有助于拓展中国文字学的研究领域,有助于汉字文化圈汉字比较研究,有助于国际化大型字书编纂质量的提升,有助于越南汉字文献的整理与校勘,凡此种种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。

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作了《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》的主旨演讲,指出“文明因多样而交流,因交流而互鉴,因互鉴而发展”,号召“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,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。”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,既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,也是世界文明的珍贵遗产。越南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国家。对越南汉字资源的整理及相关研究,对汉字文化圈国家汉字文化进行整体考察,也是汉字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。它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学术高峰,有利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及汉语国际推广,有利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。

注释

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越南汉字资源整理及相关专题研究”(17ZDA308)的阶段成果,在2021年10月19日中国(安阳)国际汉字大会“汉字文化与世界文明”主论坛发言交流。

① 《越南碑铭文献的文字学研究》下编“越南碑铭文献目录”,按越南朝代顺序对《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》中纪年明确的碑铭进行了初步编目。

② 参见何华珍、刘正印《越南汉文俗字的整理与研究——兼论<越南俗字大字典>编撰》(载《东亚汉籍与越南汉喃古辞书研究》)。何华珍等《俗字在域外的传播研究》“越南篇”对越南写本俗字进行专题整理研究,《越南碑铭文献的文字学研究》对越南碑铭俗字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研究。

③ 逯林威《越南后黎朝碑铭俗字专题研究(1428-1789)》(浙江财经大学硕士论文,2019)对越南俗字进行了断代研究。

④ 参见何华珍、李宇、王泉《越南小学类文献整理研究导论》,载《越南汉喃文献与东亚汉字整理研究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19年。

⑤ 参见何华珍、江惠冰《从<南风杂志>看越南20世纪初汉越新词的传播》,载《汉字文化》2020年第21期(人大复印资料《语言文字学》2021年第2期)。又,本课题组编纂《喃越汉英新辞典》,全面整理越南词汇中的汉字/喃字表记词,即将出版。

⑥ 本课题组已初步建成“越南汉字资源数据库”,包括越南汉字文献检索系统、越南汉喃古辞书字词检索系统、越南汉字异体字数据库、越南喃字数据库、越南汉字研究论著检索等。

⑦ 参见何华珍等《越南汉喃碑铭文献的文字学价值》(载《越南汉喃文献与东亚汉字整理研究》),黄莹、何华珍《越南写本文献研究的文字学意义》(载《汉语史研究集刊》(第三十一辑),2021年。)

⑧ 习近平《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——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》,人民出版社,2019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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